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在与实体经济相互联动，为贸易融资服务，为生产融资服务；定位在与资本运作相关联，为大企业、大社团、大机构提供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等高端金融服务上。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不应成为“金融飞地”，而应成为为经济、金融而交易的中心，应成为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循着国家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发展。

    金融中心的形成有固定模式吗？

    金融中心的形成有固定模式吗？如果有的话，各国都将加速前行。但金融中心都是因偶然和机遇促成的吗？更没有这么简单，自古以来大资金青睐的集散地一定具备了稳定和自由两大特性。那么，“怎样才能以磁悬浮的速度营造陆家嘴金融中心呢？”

    ■华蓉晖

    国际金融中心的形成虽自古以来就充满了机缘和巧合，但金融中心所在地的环境一定是有利于“聚富”的。所谓“聚富”有两层含义：一是汇聚财富，即各地资本不约而同地流入；二是汇聚管理这些财富的各路精英，他们同时也是世界上最高级别的富翁。

    且不说这些富翁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甚高，需要有丰富而精彩的业余生活条件；也不说他们对工作地点的大气污染、交通堵塞状况特别敏感。我们姑且理想地假设这些财富的管理者将被动地随着财富的流动而迁移，那么财富的主动流入又需要怎样的环境呢？一曰稳定；二曰自由。这里的“稳定”一定是指政治、经济和金融三方面都稳定协调发展的环境，三者缺一不可。

    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对资金流动的管制进一步放松，一旦金融中心的所在国有任何风吹草动，资金流出的速度会快得令人瞠目结舌。而“自由”则要求金融中心所在地能提供资金自由配置的条件，必须与资本最原始的冲动——逐利性相匹配。若一国市场给资金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却缺乏稳定的大环境，只能成为投机性“游资”的集散地。若一国的经济、金融政策人为地给资金的配置设置重重障碍的话，即使该国政通人和，经济繁荣，国际资本也不愿冒政策风险进行投资，除非资本回报率特别丰厚。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把建设国际金融中心作为国家战略之一，看重的是金融中心能带来的各种无形资产和有形的诸如金融服务业GDP收入、就业人口增加以及“富翁俱乐部”对当地投资、消费的刺激效应等等。于是，金融中心间的地位争夺战愈演愈烈，新兴的金融中心城市或欲凭借国家雄厚的资金实力，或欲凭借蓬勃发展的腹地经济迅速崛起。

    但稳定和自由的环境却非一日可通达。从最近公布的2007年经济自由指数的综合排名来看，通过综合商业自由、贸易自由、财政自由、货币自由、投资自由、金融自由、劳动力自由、财产获得保护、政府干预度和腐败程度等10项衡量指标，对世界上161个国家和地区进行排名，中国香港名列第一，综合得分为89.29分；中国内地名列第119，综合得分54.02分。其中，中国内地得分低的主要是两大指标：金融自由和财产获得保护的程度。金融自由度低的主要原因是资本市场的准入限制依然颇多、上市公司治理机制弱且对上市公司的监管能力尚有待提高。财产保护程度低的主因是司法执行力较差，与地方政府的腐败干预也有一定的关联。

    金融中心的形成有固定模式吗？如果有的话，各国都将加速前行。但金融中心都是因偶然和机遇促成的吗？更没有这么简单，自古以来大资金青睐的集散地一定具备了稳定和自由两大特性。那么，“怎样才能以磁悬浮的速度营造陆家嘴金融中心呢？”需要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地方政府刻意创造一个稳定、自由的市场环境，使我们的市场远离大起大落的波动市，远离单边上扬或下跌的单边市，远离内幕交易和欺诈……由此，资金才会安心聚拢来并长期在此流连忘返。

    新突破：打造特色中心

    上海在金融中心发展上的新突破应是打造特色中心。以打造特色中心来凸显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打造特色中心来争夺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这一特色中心不是别的，而是人民币定价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

    ■贺瑛

    研究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实质是要解决金融中心建设走什么路、怎么走的问题。金融中心路径选择既涉及内涵又包括外延。

    就外延而言论及的是金融中心演变路径，即金融中心与其他中心之间的关系，常见的有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金融中心与贸易中心、金融中心与经济中心。

    一般观点认为：作为金融中心，尤其是实体型的金融中心，首先应该是经济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从早期的佛罗伦萨到近期的纽约、伦敦大凡走的都是这样一条路(作为飞地性质的金融中心除外，事实上飞地性质的簿记型的金融中心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金融中心)。可能有观点认为现在一些被称作为国际级金融中心的城市并非是国际级的贸易、航运、经济中心。但我要说明的是这些城市在其金融中心形成的过程中遵循了上述的路径走向，后来尽管形势发生了变化，但由于金融中心强烈的“粘滞”效应，使金融中心难以漂移。

    就内涵而言解决的是金融中心发展问题，即金融中心内在定位追求。

    通常金融中心的定位可以分为两大类，其一是功能中心，其二是名义中心。作为功能中心，传统的理解是首先应该成为国内区域级金融中心，然后成为国家级金融中心，接着演变为国际金融中心，最后出落成全球级金融中心。为完成这一路径走向，通常需要由“离岸”到“在岸”的路径依赖。作为名义中心则要简单得多，它无需太多的路径依赖，只要地理位置优越、良好的税收政策，宽松的监管环境就足以打造一个一定能量级的金融中心。

    在《2006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蓝皮书》中，笔者曾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作出如下定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应该定位在与实体经济相互联动，为贸易融资服务，为生产融资服务；定位在与资本运作相关联，为大企业、大社团、大机构提供并购、上市、投融资安排等高端金融服务上。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不应成为“金融飞地”，而应成为为经济、金融而交易的中心，应成为国际、国内两种金融资源集中配置的场所。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应循着国家金融中心——区域性国际金融中心——全球性国际金融中心的路径发展。我把此种划分归结为金融中心“三段论”。

    然而实现“三段论”式的路径依赖应寻找自身的突破口。并且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一突破口本身可能就是路径之一。纵观全球金融中心发展史，我们注意到任何一个成功的金融中心都不是履行作为金融中心的单一功能，而是承担了身兼多重角色的复合功能。

    这告诉我们一个浅显的道理：条条道路通罗马。由此我们联想到原来上海寻求跨越式、超常规还有另外的路可走。以笔者之见，上海在金融中心发展上的新突破应是打造特色中心。以打造特色中心来凸显国家金融中心的地位，以打造特色中心来争夺国际金融中心的宝座。这一特色中心不是别的，而是人民币定价中心和资产管理中心。

    为此，上海需要在金融机构聚集方面，引导增量金融机构总部落户上海，助推存量金融机构总部迁徙上海，鼓励金融机构总部分设上海，以求做强金融机构；在金融市场构造方面，营造和谐市场气氛，发挥市场机制功能，打通各要素市场间的阻隔，以求做大金融市场；在金融产品研发方面，引领改革创新方向，在全国、全球形成一个重要的金融资源定价机制，形成一系列“上海价格”，以求做多金融产品；在金融环境优化方面，打造一流基础环境，构建良好法律环境，营造和谐文化环境。

    三条大路通“罗马”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关系到上海金融中心建设的战略设计。在新一轮构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战略方向中，上海有哪些路径可以选择？

    ■周晓丽

    “地域聚焦”——

    让金融与城市建设协同发展

    首先是关于地域的问题。在金融机构云集的陆家嘴，有没有必要继续进行地域聚焦，全面推进陆家嘴金融城的建设？还是选择放弃地域聚焦，转向地域分散，建设多个金融区？

    答案是肯定的。地域聚焦战略不仅要坚持，而且需要推进和深化。

    虽然无形的金融市场、巨量的电子金融交易，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内涵似乎都是无形的、非地域依赖性的，然而，金融文化是有形的、有标志性的。

    任何成功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管是刻意还是无意，最终会留下承载金融文化的地域标志。比如解放前的上海外滩，比如伦敦的金融经济城和纽约的华尔街。直到今天，这些地方，也成为旅游者到此一游的重要目标，“原来，著名的华尔街是这样啊”。虽然，这条街看起来也和普通街道没什么不同。但是，这条街，作为金融地域标志背后的金融文化、金融故事、财富传奇，是深深吸引每个人的。

    陆家嘴金融城的地域聚焦性建设战略，作为标志和象征，承载丰富金融文化的巨大效应，不仅会成为金融发展和城市发展的地标性概念，也将在未来增添上海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看点，增添上海独特的、惟一的、无污染的城市旅游吸引力。

    尤其是伴随着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的即将建成，浦江对岸的外滩，近在眼前具有稳定客流的东方明珠，已经使陆家嘴地段为上海城市魅力增色不少，但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标志性文化内涵还远远不够，需要继续在战略上设计能够凸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独有个性特征的金融地域聚焦性内涵。

    地域聚焦战略不仅意味着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中金融业的繁荣，而且有利于房地产、旅游业的发展，有利于形成上海的城市魅力。

    陆家嘴金融城的地域聚焦，需要政府规划部门从交通、停车、餐饮、娱乐进行全方位的配套设计，统一布局，突出和形成国际金融文化的交流氛围和特色。

    “信息集聚”——

    在多触角的延伸路径中成长

    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路径选择，离不开地域聚焦，但仅仅依靠地域聚焦路径，是远远不够的。路径战略目标的选择、明确、定位和强化，可以让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在多触角的延伸路径中加速成长。

    现代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在近二十年变革了金融市场各个领域的运行格局和交易效率。这种变革和改变，还远远没有结束。金融产品的创新和推广，越来越多地依赖于信息技术的支持；金融市场的国际竞争，也是以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的应用程度和推广速度作为条件和基础。

    比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并购位于巴黎的泛欧证券交易所(Euronext)。2007年4月5日，全球最大的股票市场——纽约-泛欧证券交易所迎来合并后的首个交易日，正式开始运行。合并后新的跨大西洋的证券交易所，将可以为投资者提供覆盖世界两大时区的多种证券产品的交易服务，这标志着同一只股票首次可以在欧美两个大陆每日12小时进行交易，从而创造出连接纽约、巴黎、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里斯本和伦敦6大金融市场的大型证券交易平台。这项并购，由于信息系统的集成化改造，将会使投资者的交易成本降低，大大提升交易所的全球竞争力。

    近年来，虽然在我国金融业各领域信息化的进程从来就没有停止过，但是，在上海金融中心建设中，还需要决策部门将“信息集聚”路径提到战略设计的目标高度，有计划地在金融业各领域以及金融机构的联合和协同中进行策划、布局和拓展。金融“信息集聚”的路径选择，将大力拓展上海金融信息网络系统、金融信息数据库、金融市场交易系统等信息系统的开发和建设。

    “城际合作”——

    与全球国际金融中心互联互通

    新一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没有必要从头开始，闭门造车。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完全可以通过构建“城际合作”的路径来取得。

    “城际合作”路径，是指上海与全球已有的国际金融中心城市之间进行广泛的金融合作与交流，在合作交流中研究和寻找突破口和上海的机会。这种合作和交流，是多层面的，包括城市之间、金融机构之间、行业协会之间等。

    目前，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已经拥有证券交易所、期货交易所、金融衍生品交易所、黄金交易所、外汇交易所，还有央行上海总部等重要金融机构。从国际金融中心城市间和同业间的合作和交流来看，上海需要大力构建这些金融机构和国外同行金融机构的互联通道，在现有基础的交流中加大合作力度和深度。

    近年来，我们看到，上海金融机构的国际交流已有重大进展，比如2007年10月首次在上海召开的世界交易所联合会年会，作为中国内地迄今举办的最重要的全球资本市场会议，充分体现出全球证券同行对中国资本市场的高度关注和对上海证券交易所快速发展的认同。

    另外，从交流合作另一方的视角来看，中国金融产品融入国际资本市场也是全球投资的需要。比如，2007年10月23日，上证50ETF在大阪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以后，受到日本投资者的强力追捧，说明快速发展的中国证券市场，也是国际界关注的目标。

    所以，在推进新一轮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中，确立“城际合作”路径，将有利于决策部门站在建设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角度和高度，积极组织、倡导、推进和促就不同金融领域金融机构的国际交流，有助于鼓励各种形式的有效合作，并促成合作成果的研究和推广。